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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永福文學創作國際學術研討會」順利落幕，這兩日會議中，趙天儀老師、張炎憲老師、李魁賢老師、林鎮山老師、李敏勇老師等，都分享了他們與巫永福接觸時，巫老再三叮嚀，或主動要求使用母語的堅持與執念。甚至，巫老曾在公開場合相當直率地要求鍾肇政使用客家話，即便鍾肇政回應說怕大家聽不懂，巫老仍表示：「沒關係，我聽得懂」。雖然這兩日現場有外籍來賓，張炎憲老師、趙天儀老師與李魁賢老師仍特別表示「怕被巫老罵」、「尊敬巫老」，全程使用台語，大會在接受謝惠貞老師建議後，原本欲安排「台語翻華語」的翻譯給外籍學者，但他們客氣的拒絕了。
結果，本次會議中，以量化研究方法討論巫永福詩作詞彙使用情形的韓國學者林大根教授，反而在這一連串的台語發言、巫老語言使用的經驗分享後，赫然發現巫永福是位堅持以台語進行個人後殖民生活的實踐者，這樣的語言使用意義，對林大根教授的研究影響頗大，畢竟，巫永福思考與書寫的轉譯過程，將成為詞彙分析裡，最巨大的變動性因素。緊接著，李魁賢老師、趙天儀老師在現場都補充巫永福是以台語思考，不得已才用華語寫作的說法，而這樣的語境，直接影響著巫永福的文學創作、創作觀。
巫永福早在1934年就預告：「我相信語言問題今後將被多所討論，在台灣的社會這是不能避免的問題，就是現在也成一種問題呀。」（巫永福精選集評論卷：頁30），這篇〈吾々の創作問題〉所提及的語言使用情形，說明了當時作家在「本島語」、「日本語」使用，有著表現力「不完全」、「被滅殺」的共同苦惱。戰後，巫永福以台語思維自己翻譯成：〈咱的創作問題〉，並追記內容，提出他重要的文學觀；他也在追記的內容中表示，「中國人使用北京話、台灣人講台灣話」，雖然都是用漢字表達，台灣卻因多種族群的混血與生活交流，「其風俗習慣、氣質與價值觀與中國人有所不同」，顯然，巫永福「台灣民族觀」的疆界確實成形。
彭瑞金老師在現場發言時，特別說了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八卦」，巫老曾追溯個人家族淵源，寫了一篇〈巫氏源流考〉，發現自己是HoLo人，並厭惡人家說他是閩南人；後來，某作家透過田野調查與親族比對的方式，發現巫老極可能為客家人，但巫永福對調查內容駁斥，也不承認自己是客家人，連在場的巫宜蕙女士也不知此事。最後，該作家以此撰寫了一篇小說，獲得南投縣文學獎。（溫按：查為莊華堂，小說名稱應是〈五城堡滿叔公太的喪禮〉）由這則故事與前述諸多學者的分享串引，我們顯然可以發覺巫永福從「母語」的使用，找到自己的種族認同、文化認同，乃至於民族認同，並且堅定地落實於生活，及各種大小場合之中。巫老在接受許雪姬訪問的記錄中，曾表示：「終戰後，整個生活黑暗，想法完全變了，大陸不是我的祖國，台灣才是我的祖國」（巫永福精選集評論卷：頁289）。早在1986年，巫永福發表〈古老的台灣河洛語〉一文，便透過更理性的論述，意圖表達台灣語言與民族文化的特性，其文說明河洛語的發展，並討論了許多「台語」（按：巫永福亦以此用法）與生活文化對應的特殊情形，他也從族群互動，及台語受到的變化，認為「台灣人」與福建、廣東等「河洛語系族人」有所不同，這都是他在語言認同中，找到主體性定位的最佳佐證，也呼應了現場諸多學者提出他堅持使用台語，並要求身邊友人也使用「母語」溝通的直率理想性。
林鎮山老師在綜合論壇分享他在國外與客家朋友聊天時，為了避免族群語言的歧異紛爭，後來只得選擇以共同的語言：「華語」，進行溝通，而華語在那時候是單純的溝通工具，雖然他的發言不多，我還不能完整理解他的語言使用觀念，但，猶如李敏勇老師所言：「台灣如果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中文也是通行語言的一種」，或許這是我們跟日治時期作家一樣，不得不承認、應面對又無奈的事實，戰後國民黨專政的新殖民語言，也如日語一般與台灣的母語糾葛纏繞。值得注意是，巫永福的創作、巫永福的故事，令人深刻地感受、讚嘆這位作家對文化語言的實踐，以及他在探索家族根源、發覺自我的過程中，所累積的、堅定的、熱情的、理性的意志，讓我們對於使用母語有著相當大的啟發； 如果莊華堂的調查屬實，巫永福也確實聽得懂客家話，那麼對巫永福而言，客家話即有可能是比台語更早的第一母語、環境母語，顯然，巫永福所堅持使用的台語，是他在自我認同過程中，所立定的「民族語言」。
巫永福是跨越戰爭期的作家，戰前首次出現第一母語（台語）與殖民日語的調適，戰後則須面臨第一母語（台語）、第二「母語」（日語）都「失語」的窘態，重新學習由官方主導推出的新殖民語言（北京話）；也因著戰後創作所遭逢的語言問題，使巫永福以新詩創作的作品更多，省去小說要用更多表意文字的困擾，由巫永福在不同場合都特別使用台語的精神，令人想起陳秀喜訪日的經典故事；陳女士的日語使用優秀，受到日本友人誇獎時，以詩句表達自己越擅於使用日語，便凸顯殖民鑿痕的刻記越深，因此觸發在場日人下跪致歉。顯然，語言與創作的互動問題，對這批跨越語言的作家們而言，自然不是單純使用與否，或者是表達情形如何，更深層的底蘊是表現在「民族認同」「文化認同」等繁複的「生命意義」。
或許我們都「捨本逐末」了！華語這項「殖民語言」，遮斷了我們根生的母語價值觀，數百年來，「台語在悠久的歷史中承受了時代環境命運的演變，語言也受了部分影響而變化」（巫永福精選集評論卷：頁104），台語所凝結的「台灣性」，那才是「台灣人」的民族語言，那才真正具有台灣文化的表徵。我們使用「華語」進行單純的溝通，也一如我們會使用英語作為世界語言的交流一般，但我們更應該去找到自己的母語，使用它、延續它、書寫他，讓深層的文化脈絡根生在我們的生命當中，那才是找到自己精神心靈上，安身立命的「原鄉」。
我在聆聽巫永福故事、閱讀巫永福評論時，想起了黃春明，兩人對台語使用與發展脈絡的觀念，有極大的差異。「如果巫永福聽黃春明的演講，他也會起身抗議吧！」，我在聆聽黃春明演講的錄音檔時，也想起了巫永福。
這不是對兩人進行比較，只是正好在「五月」這個時間點上，在5/31這天，我透過聆聽與閱讀，重新認識了這兩位作家。黃春明的評斷，並沒有把台語的發展及兼融族群的特殊性思考進去，因此他才會誤以為漳州話、泉州話在台灣是封裝保存不變的；母語在生活當中的使用，早已受到嚴重的威脅與取代，北京話（華語）在教育環境獲得的優勢，難道不會主導、影響孩子的思維、使用與成長？黃春明是在台語包圍的環境底下習得母語，而在官方統治策略中學習新語言，他當然可以怡然自得的使用台語養分，但如我輩以降的孩子們，卻多是在北京話的背景底下成長，台語已經不是母語之一，當然要透過後天的學習獲得。
佇黃春明事件過後，了解巫永福先生對台語ê見解，kap伊應用母語ê實現，對我有確實ê啟示，假使咱毋但佇生活講母語，亦佇思考用母語、寫字用母語、報告講母語，又閣若親像巫永福先生，佇各種ê場合，攏主動講台語，閣邀請伊ê朋友講母語，按呢台灣話才有交流、相迵、相尊重，做到族群和睦，保存文化記憶，生成台灣民族ê可能，仝時陣，這嘛是給家己揹擔頭，走找生命意義ê重要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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