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舊文重貼）
談到面對歷史，我喜歡用博物館來做比喻，當一個人站在羅浮宮裡、站在故宮博物院中，那種震懾和悸動，應該是多數人會有的共鳴，不過其實任何一間博物館的館藏，尚且只是幾個時代、幾個地方的文物，如果把歷史的一切舖陳開來，設置成為一座博物館，置身其中，恐怕只有用螞蟻逛羅浮宮差堪比擬。
螞蟻逛羅浮宮？多麼可悲呀！窮其眼目、擲其一生，也難窺其一斑不是嗎？可是如果這個「面對」的過程，還要被戴上不同的眼鏡，或不時被蒙上眼睛，那麼這個所謂「以史為鑑」的自省過程，豈不成為貝克特式的荒謬劇？
歷史學者的立場成其典範的濾鏡、統治者的管制成為矇眼的布巾，而接受剪裁過資訊的人們，一旦思想、一旦發聲，米蘭昆德拉的上帝便發笑，不過那應該是無奈的笑，一種對傳聲筒和擴大器的無奈。
讀到2005年3月30日中時的特稿「廣州起義也有台灣人」的時候，就是這種複雜的感受吧！這篇配合著江丙坤先生赴祭黃花崗的文章，認真地提及台灣人參與在中國革命中的足跡，以及孫文先生過世之後，張我軍及賴和等台人前輩的悼詞及愛慕之情，所呈現的氛圍，一種血水交融，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的愛喚，正好貼合了江丙坤緬懷之旅的基調。
於是參與在三二九廣州起義的台南人許贊元、苗栗人羅福星成為了「民族」情感的橋樑；而張我軍的哭悼、賴和的感懷，便成就古物新製的「認同」新衣，聲聲催喚著「穿上吧！」、「穿上吧！」
我頑皮地想像當劇本走到這裡，台灣同志和來自中國各地的革命志士們浴血擁抱，兀然地從舞台上方，卻垂降數十個日本人到他們中間的張力和衝突性。
頭山滿、內田良平、宮崎滔天、福本誠、清藤幸七郎、平山周、野田兵太郎、伊東知也、岡浩太郎‧‧‧，和黃興、陳少白，連同羅福星和許贊元一起衝鋒陷陣！中野德次郎、兒島哲太郎、玉水常次和海外華僑一起出資贊助革命，怎麼？怪異嗎？真是怪異不是嗎？歷史事實和荒謬劇同樣都做為啟示的工具，只是歷史事實是實存而不察，荒謬劇是不存而創發，本質上，竟然可以如此地類同。
後人可以推論「玄洋社」社長「平岡浩太郎」與「黑龍會」主幹「內田良平」之所以要援助孫文革命，是因為中國革命與日本的利害一致，有助於日本在亞洲大陸的擴張，也有如學者許介麟直指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之所以舉著支持中國革命的旗幟，其實是包藏著對福建和廈門的野心。只不過，如果我們把所有參與在中國革命中的日本人，都一概而論，未免很難交代這種「為了自己國族的利益，主動加入他國的叛亂行動，流血犧牲」的普遍性，畢竟除了像苦心協助孫文整合成立革命同盟會的日本人「頭山滿」這群以外，同時代，還有一群日本人，當時正遠在太平洋另一端，親身參與在拉丁美洲革命運動之中，難道，那群日本人也是為了配合日本軍閥對遠在天涯的美洲的擴張野心？
當東亞歷史的整體性、普世浪潮的涵蓋性，被心懷殊意的手，在地圖上作出切割，於是我們看到的，就只有台灣和中國之間的連繫，而張我軍和賴和對孫文的追悼，則變成了台灣和中國在國家認同上不可切割的背書，偏偏舞台的一側，「孫文」、「張我軍」和「賴和」的鬼魂則被縛在椅子上，嘴裡塞了布條，兀自掙扎著、咕噥著。
咦？戴季陶先生看不過去了，他從觀眾席闖了上台，拉掉孫文嘴裡的布條，只聽見孫文的聲音突然迸發在濃濁的空氣中，久久迴盪：「在台灣的中國同胞被日本壓迫，我們必須鼓吹台灣獨立，和高麗的獨立運動互相聯合」。（見戴季陶於1925年著「孫中山與台灣」書中轉述）
嗚乎哀哉！歷史的跫音聽在螞蟻的耳中，好似雷鳴，何其不忍卒聞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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