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scher-Han Huang（Heidelberg University）
出處：作者facebook網頁（原文張貼於February 2, 2013 at 7:56am）
前幾天我在大學的課堂上所看到的景象，讓我聯想起了前陣子台灣所報導的一則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的新聞：中興大學提醒家長，未經子女（年滿20歲以上）的同意拆看成績單，將可能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此外，有些學校在家長未徵得子女同意的情況下，也並不提供家長查詢子女的成績。
對此，引出了網路讀者不少的意見。持反對意見者，有認為個資法不合理的、也有不少人主張父母付學費有權看子女成績、也有認為學生偷懶父母就該管的。持贊成意見者，則主要認為父母應尊重成年子女的隱私。
我在此並沒有要處理這些正反意見，只是想以人們對這條新聞的反應做引子，談談幾件我在海德堡大學、以及周遭生活環境中遇過的景象。
海德堡大學是德國最老的大學，至今已進入第627年。它同時也是我們戲稱「德意志長春藤」的九所菁英大學之一，諾貝爾獎得主的人頭照可以排出一串來展覽，而曾在此任教過的、在各學科歷史上留名的大學者，也數得上一卡車。
但這個學校的大學生，就我個人的感覺，他們的潛力素質不會比台灣的大學生（我所參照的對象是台北貓空大學與公館大學，這兩處是我個人所熟悉的）好到哪裡去。至於生活荒腔走板的程度，有些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不上課的、吸毒的、把骯髒餐具都直接塞進冰箱的、狂歡時把腳踏車從宿舍屋頂砸向樓下的、醉酒把廁所吐滿穢物還懶得清理放了幾天讓它乾的......
然而他們整體上的學習成就，客觀來說，卻是台灣的大學生難以比擬的。平均起來，他們對課業的學習，稱得上相當專注。與台灣學生在外語能力上的明顯差異暫且不論，每門研討課上，都不乏出現對專業知識掌握得相當純熟的大學生（當然主要是高學年的，約可對應到台灣的大三到碩一之間）。這些課堂上的亮點學生，少則一、兩位，多則四、五位。就我看來，這些人的知識能力或許已不下於台灣的博士班程度，而在台灣的大學環境中，每一百人之中，可能還找不到一個這樣的人。
這是為什麼？
前幾天，在我老闆的演講課上，他問大家，由於下週的課程時間剛好撞上這裡的年度嘉年華，是否大家下週還想上課？舉手投票的結果，有九成以上都想繼續上課。
這不是個案。我所經歷過的這類投票，幾乎都是以壓倒性的多數贊成增加上課時數的。雖然我過去一直
藉由這個片面的例子，我所要表達的不是「他們都是熱情學習的認真魔人」，這不是我所感覺到的。
我所感覺到的毋寧是一種比較單純的態度。相對於台灣學生，在這裡的人們對於「學習」這件事並沒有太多奇怪的負擔，也沒有台灣那種彷彿是天生的對學業的微妙不屑感。對於感到興趣的事物，很直覺地會想繼續多聽點，這不是常人都會有的單純反應嗎？
在台灣的大學裡，平時按部就班地學習彷彿是一種罪，會帶給同儕們一種微妙不禮貌的壓力。所以如果要政治正確的話，大家都必須在別人面前刻意抱怨學業繁重好累好煩、強調自己又不小心混了整晚導致考試範圍都沒唸完、然後在苦哈哈的哀嚎打屁中彼此諒解，以此來表明自己也是大學生活圈的正常份子，不小心得了好成績還得遮遮掩掩，被揭穿時還要無辜地表示自己其實也不懂教授的評分標準。
因為，學習從來都不單純，它始終夾都帶著一些在我們人格的深層中拉扯出來的挫傷。
這種拉扯，自我們幼時入學開始，便體現在家長期待與學生意願間的對抗、以及一種隱性的階級劃分上。學習這件事，精確來說，是用來劃分學生階級、定義學生自我認同、以及分配地位與資源的憑藉。因此，在我們的教學系統裡，評分是首要大事。我們必須嚴格把關、區分等級，誰都必須獲得對其學習成就「公平」、「等值」的報償。
「公平」與「等值」才是台灣教育系統的基本精神。
好學生與壞學生、成績好、成績中等與成績差，名校與普通學校，都必須涇渭分明，分毫也不能含糊。家長也隨時準備好在面對評分系統的失誤時，為兒女披掛上陣，為那一分半分的誤差來爭個公道。
成績單就是最重要的階級憑證。怎麼能讓家長只因為子女「隱私權」這種小事就不過問呢？
而身為學生，則多少都必須經歷過這樣的撕扯：被迫得在同儕中區分你我好壞、劃定圈圈、定義對方也定義自己、跟誰好跟誰不往來、甚至需要在師長大人們與同儕間選立場站。最後，依據這種隱性的階級劃分，最後分別進入不同的大學裡生活。
故而，對學習保持距離，或多或少表達了大學生們對上述漫長的系統篩選之消極疲軟的反抗。在潛規則裡，認真用功的出頭鳥會是這個階級結構的共犯、是攀附既得利益階級的爪牙。因此，只要在離畢業還遠、離考研究所、高普考還有一段距離的安全領域中，大學生們會傾向禮貌性地避開「學習」這個敏感又感傷的話題，直到大家都不得不開始用功準備考試的階段——不是我自己想用功學習喔，而是因為現實所迫，要找未來出路。
我們已經到了如此地步：一定要訴諸現實問題的逼迫，才能證成自己做出用功學習的決定，而不再有歉疚與不安。而這樣的學習，當然都跟考試綁在一起。
至於單純為了學問的樂趣而學習、在課堂上追問老師問題、放假時還會上圖書館，始終是一種不能太過公開張揚的禁忌。那是大學中的少數天才、或是不會讀空氣的邊緣份子才能放膽享受的奢侈。
我們看到有太多人，就這樣把自己界定於學習之外，認為學習是只屬於好學生才能做的事、而讀嚴肅一點的書籍是專屬於知識份子的高級興趣，而與現實人間無關。學習是每個人都能享受的事，這彷彿只是教育者不切實際的理想。
台灣有些大教授總喜歡找機會批評學生不用功，我認為，這是一種既不嚴格、漫不經心又隔靴搔癢的批評，往往滿足了他們自吹自擂的虛榮心（但他們有些卻稱得上是學院溫室裡的老草莓），卻並沒有著眼於被綁定在「學習」上的那些實存問題。
因為在上述學習背景中長大，讓我剛到德國大學時，感受到非常鮮明的反差——這是一個把「評分」這回事看得非常豁達而淡然的世界，「成績」也不是一種透過嚴肅儀式下頒佈的權威產物。
「隨便就給最高分，這麼灑脫，這樣真的好嗎？不是應該都要裝裝樣子給個不太高的分數嗎？」
「隨便用鉛筆在影印廢紙背後簽寫的成績證明，真的有效力嗎？」
「成績證明上課程名稱寫錯了，要學生自行塗改就好，這樣不違規嗎？」
諸如此類，這些都是我當時初體驗、或看到課堂上同學的情況時，所產生的疑問。
我們大學修學分的方式和台灣有極大的差異。我們在這裡沒有「選課登記」這回事，而是自己依照學程需要，安排去上那些課，然後在學期初或學期末，去找授課教師談，看看我在這個課需要幾學分、要怎麼拿。
各學院都會公布學分的公定價目表，例如：定時出席3分、口試2分、筆試2分、小論文2分、課堂報告1分、學期報告5分......等等。如果我在這門課需要10學分，就和老師談，看怎麼湊足，例如出席3分 + 口試2分 + 學期報告5分，這樣湊滿10分。
如果這門課我上了一半，覺得太無聊，可以直接不去聽。因為沒有「選課」這回事，所以也無須「退選」，也不會因此被「當掉」。不交作業不考試，這門課學分不拿了，換去別的課拿就好。
當然也沒有「二一」這回事。你如果在一門課得到不及格的成績，自己回家含淚把成績證明偷偷燒掉就好，然後再去別門課收集一張及格的，繳給系秘書室，作為畢業審核用。
拿學分的期限也很寬鬆。在授課老師沒有特別規定的情況下，你可以在上完課一兩年後，突然想：「不然還是拿一下那門課的學分好了。」隨時去找老師，交上作業或請他給你考試，你就有學分證明了。
我們哲學系有個講師，學生問他有無繳交作業的期限，他回：你十五年後再繳也可以，前提是我還在這個大學裡。
在這套系統下，原則上沒有硬性的修業年限，所要求的是學生高度自主，他必須明確地為自己的學習項目與時程做好規劃。各系所也都有學業諮商者，學生很常需要去找他們商談自己的學業規劃。每當學期初與學期末，在每週開放的諮商時間，總是能看到學生大排長龍。
以上是對學士／碩士修業的情況（當然，不同學院的學程會與上述有些許出入，特別是學位綁定國家考試的，修業限制會嚴格點）。至於博士研究者已被視為一個獨立研究者，而不再是「學徒」，所以大部分學院對於博士研究者並無規定修課的義務，我們主要專注在自己的研究與論文寫作上，若自己有興趣、有需要再去聽課。
這樣的授課與評鑑的系統，依照傳統德國學院的理想，屬於「學院自由」的一部份。前幾年，德國大學為了和國際接軌，做了大幅度的改制，同時也開始寬鬆地限制修業年限，乃至於要求上課出席率之類的。但這個改制始終遭受學院傳統聲音的批評與不合作。
我老闆的立場是堅持維護傳統學院精神，不遺餘力地反對新學制，講課時有機會就拿新學制來酸一下。在一門課，有學生下課後問他：「您都不點名，這樣我們怎麼拿修課證明？」（他只需要修課的出席證明，而不需要成績。）我老闆便在下一堂課公開宣布：「我的想法仍是老派的，我認為點名違反了學院自由，我在這裡向您說，只要您告訴我一聲，您不需簽到，我就會給您修課證明。」頓時台下全體敲桌喝采。
然而台灣人也許會問：這樣學生蒙騙打混怎麼辦？傳統德式學院的回答會是：大學生是成年人，應該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學院不能為他決定、也不能替他負責。
當然，相對於德式學院，台灣的學院始終都必須負起上述那些看顧小孩的責任，大學只是幼稚園、小學與中學的延伸；這種壓力不只來自家長，也來自社會，包括學生講話不禮貌時要趕緊主動向社會道歉之類的。
如此「責任制」的學院，表面上所擔負的是教養責任，就其「下層結構」來看，其反映的更是一種「公平」且「等值」的評鑑系統，擔負著有效率地區分階級、界定認同、分配資源、決定獎勵的社會責任。（現在它連自己都下海成為了評鑑系統中的評鑑對象。）
在這種情況下，這個社會便很難單純地去談對知識與學問的追求、更難不帶芥蒂地去談對學習的樂趣。
上上週，我在電車上聽到身後兩位小女生的談話。她們看起來約十一、二歲上下，聊著聖誕節從阿公阿嬤那裡收到的禮物有多奇怪。聊著聊著，就聊到接下來放假在家要做什麼。其中一個說，看書啊。另一個說，喔，我要繼續學英文和拉丁文，然後開始講起學習的內容。她們是如此稀疏平常地聊著，把那些學習內容講得如此輕快。
這些裡面沒有夾帶禁忌、不是要消極抗議的對象、沒有埋著那些撕扯著人格的傷痕，以至於令我訝異它是如此乾淨，像當時窗外雪原上的積雪。我幾乎不曾在台灣學生的閒聊中聽到這些關於學習內容的話題——除了考試完互相對答案。我背對著她們默默偷聽，直到她們下車。我想，等她們長大成年，她們的爸媽應該也不會拆看她們的成績單。
就算想拆看，她們也能先燒了它。
*2月3日補註：
寫這篇文章，著眼於突顯台德對比，藉此描繪台灣學習氣氛裡的某種內在結構。因此文章沒有太多空間去著重於「平衡報導」，我挑選出來的例子，是我認為鮮明且具代表性的，足和台灣對比出明顯差異的。對我而言，做到這一點，這篇小文的任務就達成了。
也許有不少讀者讀完文章，會對德式學院產生某種「烏托邦」的想像；確實，這樣的烏托邦是德國傳統學院精神一貫秉持的理想，因此實際上也獲得了相當的實踐，這是台灣的學院所沒有的。特別是海德堡大學一向驕傲地自詡為德式學院精神的掌舵者，在這裡看到的個例往往就更加鮮明。
當然，對學生普遍而言，在德國大學的學習還是免不了各種關於畢業、出路甚至社會期待的現實壓力。但是這樣的壓力，與台灣相較，鮮少涉及到人格深層的糾葛與拒斥，而比較客觀地像是人們可以自主選擇接受的、有挑戰性的任務。面對這樣的壓力，師生們的想法會是這樣：如果你自認不行或沒興趣，為什麼不換跑道呢？而換跑道的可能性始終是很開放的，休學、轉系、轉校是常態，基本上也不造成什麼負面觀感。教育資源分配平均、選擇性開放多元，是支持著這種自我負責的學習精神的制度基礎。
據此，學習和壓力是分不開的。只是我們應該去探問，壓力的來源是什麼？是來自於學習本身所具備的挑戰性、還是來自於其他因素？來自於學習本身的壓力，通常不會耗損我們對學習的單純興趣，但其他的壓力卻會。藉由本文，我的重點不在於主張「沒有壓力的快樂學習」，而是希望去探問「客觀而單純的學習」的可能性。通常，學習的快樂不在於沒有壓力，而是在於客觀而單純地克服了挑戰：打開了自己原先僵固的視野、知道了原先所不知道的、弄懂了原先所不懂的、學會了原先所不會的。
能清楚地分別這些、並且自我負責地決定、學習、進而思索，我們才能開始談論人的「自覺」，乃至於「啟蒙」、「溝通」甚至「批判」。一個社會健全的公民意識，往往能在其學院精神裡找到它的根源。一個只以區分階級、分配資源、職業訓練和論文製造為己任的學院環境，只能自絕於上述聯繫之外，同時讓整個社會僵固、枯竭、崩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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