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是多族群國家，為什麼沒有多語言的學校教育呢？
台北市是多族群的國際大都市，
為什麼不能成立國語、台語雙語學校呢？
為什麼不能成立國語、客語雙語學校呢？
為什麼不能成立國語、原住民語雙語學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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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江蓋世
【江蓋世議員質詢馬英九市長書面稿】 2002年市政總質詢
時間：2002年5月31日
地點：台北市議會議事廳
一、 前言
馬市長、各位局處長、各位議員同仁、各位記者女士先生，大家好：
我們是四大族群的國家，我們是多語言的社會，台北市是多元文化的都市，因此，台北市要有多語言教育政策。
今天，我的主張，若不合理，請告訴我，我的想法，若行不通，請說出來，我的根據，若不正確，請馬上指出。
我想要討論的是，台北市這個國際都市，應不應提供多語言的學校教育，給我們的下一代。
二、 台灣半數語言，瀕臨危機
1999年11月17日，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通過決議，將每年的2月21日，訂為國際母語日(The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
200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識公佈的一項調查報告，目前全世界約有6000多種語言，有半數的語言，正瀕臨消失的危機，其中，我們所生所長的台灣，被列為語言消失的危機地區。
該項報告指出，「任何一種語言的消失，都是人類思想表達知識寶庫的損失。」
另外，「夏季語言學研究院」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SIL)，總部位於美國德州達拉斯，是專研世界面臨消失的少數語言的國際知名組織，該組織於2002年1月的報告書指出，台灣共有二十九種語言，現存二十二種，含國語、台灣、客語、十多種原住民語…，而己消失的有七種，包括我們耳熟能詳的凱達格蘭大道的凱達格蘭語，已經永久消失了。
世界上強勢的語言如：英語、華語、西班牙語、俄語、日語等，因著強大的政治力，或經濟力，或擁有上億的人口，可預見五十年之後，這些語言，仍將繼續存在。
豐富語言，多元文化，形成整個人類的文化寶庫，也使得各地人民的文化生活，多彩多姿。
當我們到各國旅遊，可以趁機向外國朋友，說出我們的台灣人民的心聲，比如說：
「 我來自台灣。
我們要加入聯合國。
請支持我們，非常謝謝。」
－我們到倫敦或紐約， 可以用英語跟他們說：
「I come from Taiwan.
We want to join the United Nations.
Please support us. Thank you.」
－我們到西班牙的馬德里，或阿根廷的布誼諾斯艾利斯，可以用西班牙語跟他們說：
「Soy de Taiwan.
Queremos participar en la Organizacion de las Naciones Unidas
Por favor apoyennos, gracias.」
－我們到俄國莫斯科，可以用俄語跟他們說：
「 」
－我們到日本東京，可以用日語跟他們說：
「 」
也許，我們都無法確信，何年何月何日，台灣能加入聯合國，但是，我們可以確信的一點是，十年後，上述這些語言，英語、西班牙語、俄語、日語等，都依然存在，因為，這些強勢的語言，包括中國的普通話，各自都有上億的人口，他們每天使用著。
然而，台灣呢？將近半數的語言，瀕臨消失危機。
三、 多語言學校
雖然，我們有著「族群尊重，母語保存」，這樣共同的信念，但長久以來，有些疑問，卻深藏我心深處：
台灣是多族群國家，為什麼沒有多語言的學校教育呢？
台北市是多族群的國際大都市，
為什麼不能成立國語、台語雙語學校呢？
為什麼不能成立國語、客語雙語學校呢？
為什麼不能成立國語、原住民語雙語學校呢？
台北市有美國學校，學生2135人；台北市有日僑學校，學生891人；台北市有英國學校，學生540人；台北市有法國學校，學生91 人；台北市有德國學校，學生90人；台北市有韓僑學校，學生51人。
這些外僑學校的子弟，在異鄉的台北市，他們跟老師同學，講英語、講日語、講法語、講德語、講韓語，他們雖然望斷故鄉萬里路，卻能享有母語教學的權利。
台北市二百六十三萬人口，有100萬人以上講台語的本省人，40萬客家人，9100位原住民，就在台北的故鄉，就在自己的社區，就在自己的家門口，卻沒有一間以國河洛語、國客語、國原住民語為主要教學語言的國民學校。
這是時代的錯誤，還是歷史的無奈？
我曾問台北市政府，你們的語言教育政策是什麼？
你們的書面答覆是：「一個主軸：推行國語；兩個併軌：尊重母語及重視外語。」
什麼叫做「一個主軸」？什麼叫做「兩個併軌」？我並十分不清楚。
你們要「推行國語」，我不反對：你們「重視外語」，我完全贊成；你們要「尊重母語」，我高度肯定。
瑞士是多族群的國家，他們有多語言學校。
印度是多族群的國家，他們有多語言學校。
美國是多族群的移民國家，英語是他們通用的語言，但是在全美各大城市，各個不同的移民族群，可以擁有多語言學校。
我們台北市呢？何時能擁有多語言的學校教育呢？
母語教學，不是以其他的強勢的教學語言，去教母語，而是母語本身，就是教學語言。
母語本身不是點心，母語本身就是主菜。
四、台灣母語嚴重流失
我記得，有一次，我參加市議會教育考察，到一間台北市立國民學校，考察母語教學。那一堂課，老師教唱台灣歌「天烏烏」。那些小朋友們，一堂課下來，所學到的台語，只有「天烏烏，欲落雨，鯽仔魚，欲娶某」整首歌詞，為什麼呢？因為，老師只是用國語教學。
我記得，有一次，我搭一輛計程車，那位司機是客家人，我跟他閒話家常，他很感慨的說：「我是四縣客家人，我太太是海陸客家人，因為口音有點不同，所以我們在家裡都講國語，孩子在學校都講國語，結果，孩子們通通不會客家話了。」
我想問各位，客語的流失，這是孩子的錯嗎？客語的流失，還是父母的錯呢？這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還是我們可以制訂新的政策，挽回這樣的危機？
根據民政局提供的一項2000年人口普查的統計數字，台北市二百六十三萬人口中，自我認同為客家人的約四十萬。該項統計又指出，十歲以下的客家小朋友，會講客語的只有5﹪，十歲至二十歲的客家青少年，會講客語的只有10﹪。
我想問各位，當老一輩的客家鄉親逐漸淍零，離我們而去，那5﹪的客家小朋友，再過20年，還會幾句客家話呢？
台灣的原住民總人口約四十萬，台北市的原住民約9100人。台北市的原住民，有賽夏族、邵族、鄒族、魯凱族、排灣族、達悟族、卑南族、布農族、阿美族、泰雅族、塞德克族等十多族，他們散居各區，他們人數不多，但他們的存在，豐富了我們台北市的多元文化。他們是可親可愛的台北市民。
我記得，有一次，我到花蓮去進行田野訪問，一位原住民朋友告訴我，他讀小學時候，政府推行國語，嚴格禁止方言。有一次，有一位原住民同學，他在教室裡說原住民話，遭到處罰，那個學校校長，利用學校朝會時，命令他站在孫中山先生遺
像前，要求他一直說：「對不起，我不該說方言！對不起，我不該說方言！」
每當我想起這個故事，心頭就痛。當然，我深信，這是過去的錯誤，已隨風飄去了，現在，台北市所有的國校校長，應該不會再犯下這種族群歧視的錯誤了。
可是，現在我很想再告訴各位，一件我親身經歷的事。
1976年，我從建中考上台大，然後上成功嶺，接受大專生集訓。那時軍中，唱軍歌，要拉開噪門，大聲的唱。有一天，全連在教室，排長與班長全員到齊，大家一起練唱軍歌，我們唱呀唱，唱到岳飛的「滿江紅」。這首28年前，建中的班際比賽的招牌歌。岳飛是中國古代傳奇的英雄，胸懷壯志，卻為小人所害，岳飛所寫的「滿江紅」，慷慨激昂，盪氣迴腸，更是我們必讀的詩詞，相信許多人耳熟能詳。
「怒髮衝冠，憑攔處，瀟灑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成功嶺那天，當我們唱呀唱，唱到這一句－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歌一唱完，連上一位身材魁梧的排長，他突然站了起來，臉色鐵青，走了幾步，突然停在門口，轉身對著全連一百多個弟兄，無奈的拋下一句話：「這首歌，唉，我是蒙古人，就是你們所唱的匈奴…」然後，頭也不回，大步的走出教室，他高大的身影，就消失在我們眼前，一時間，全連靜悄悄的，空氣好像凝結了…。
那是我永遠難以忘懷的一幕。過去，中國古書，將原住民或是少數民族，稱他們是東夷、是西戎、是南蠻、是北狄，而現代的教育，告訴我們，那是嚴重的種族岐視。我們無法抹掉過去的歷史，但我們要檢討現在的教育。
談到「滿江紅」，現在學校的老師，除了教我們，岳飛「滿江紅」文學之美，是否還應告訴我們岳飛這句「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這是刑法的一級殺人罪？是否還應教我們，這是漢族沙文主義？是否還應教我們，這是種族岐視？
我們很高興，台灣原住民族群，與全世界許多原住民一樣，走過了一段艱辛的歲月，而看到天邊的曙光。
1988年，台北市民政局下設「山胞行政股」，1990年台灣省民政廳下設「山胞行政局」，
1996年，台北市政府第一個創設「台北市原住民委員會」，我們台北市第一個創立，使用原住民成為機關名稱，台北市第一！把原住民機關成為一級局處，台北市第一！
各位，我們曾經寫下這段歷史，就在這個市議會大廳，我們通過了這項組織規程，就在這個市議會大廳，我們寫下了這段歷史，就在這兒，府會一家，共同完成這件歷史性的工程。
名聞國際奧運的原住民歌手，郭英男老先生夫婦兩人，最近已先後離我們而去，他們走了，他們那嘹亮的原住民歌聲，是我們台灣的歌聲，令人永難忘懷。
當原住民老人家，隨著歲月，逐漸淍零，而台北市原住民的小朋友，遠離故鄉，遠離原鄉族人，走進台北的國民學校。
我希望，台北市能成為原住民小朋友的新故鄉，他們可以自由自在的，很有尊嚴的，在學校裡說媽媽的話。
五、採取行動，拯救母語
也許有人要問：拚命保存地方的母語，這豈不是違反國際化潮流？
各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呼籲世界各國，保存母語，尊重多元文化，這不是現代國際化的潮流嗎？
也許有人要問：台北市的小朋友，要讀國語，又要學英語，那有多餘的間與精力，去學母語？
各位，母語教學，打個比方說，如同小朋友求學過程中，他的知識成長的身上一本銀行存摺裡，應有的存款，半個世紀來，他們的存款不足，難道，他們要永遠的存款不足嗎？
美國總統林肯曾說過：「如果一開始，我們就知道，我們身在何處，我們要去那裡，那麼我們就較能決定，我們要做什麼，我們如何去做。」
今天，如果我們不知身在何處，不知要到那裡，不知要去那裡，就無法決定要做什麼，更不知如何去做。
今天，我們站在那裡？我們的下一代，他們的母語，已經瀕臨危機了；明天，我們要去那裡？二十年後，台北市原住民小朋友，會講媽媽的話，還有百分之多少呢？
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如果政府不敢面對問題，如果政府不願面對問題，政府本身就是個問題。
我們口口聲聲，四大族群，一律平等；我們信誓旦旦，不同族群，不同語言，互相尊重，但是，全台北市140所公立國民學校，10所私立國民學校，全部以國語當主要的教學語言，50年來，我們甚至看不到一所實驗性質的國台、國客、國原住民的國民學校，就在台北市建造起來。
十年來，我們不分朝野，不分上下，想要加入聯合國。
我們要加入聯合國，我們還要與其他的國家，共同來實踐，世界人權宣言的平等基本原則，那就是「人人有資格享受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與自由，不分語言等，而有任何區別。」
台北市的小朋友，乖乖上學，小朋友乖乖上課，小朋友乖乖寫作業，小朋友接受大人規定的義務教受。
可是，我們要反問：台北市的大人，是否尊重台北市的小朋友，享有直接以母語教學的權利與自由？
這項權利與自由，五十年來，寫在世界人權宣言上，五十年來，寫在我們的憲法上，五十年來，寫在那些為保存台灣母語，而奮鬥不懈的前輩他們的臉上。
但是，在台北市的小朋友手上，這是一幅尚未完成的拼圖。
六、母語乾旱，多語政策甘霖
有一天傍晚，我站在關渡平原上，放眼望去，晚霞滿天，然後眼看著火紅夕陽，墜入觀音山。太陽下山了，但是，明天還是會再爬上來。
可是，對台北市民的小朋友而言，如果我們再不努力，小朋友的母語，將不只是夕陽無限好，而可能如斷線風箏，隨風飄去了。
今天，我只想說一個願望。
台北市是台灣的縮影，多族群，多元文化，我希望，有那麼一天，台北市能擁有一所不同族群的多語學校；我希望，有那麼一天，台北市能成為「族群尊重，母語保存」的典範。
最後；我期待多語言政策的甘霖，早一天降臨，讓瀕臨危機的台灣母語，長出更多嫩枝新芽。
我們不要再等待，我們現在就開始，我們一齊來努力，謝謝。
